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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课程建设中回答好“时代之问”******

　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，教育是国之大计、党之大计。培养什么人、怎样培养人、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。作为经济学教育科研一线的一名共产党员，我深感肩上的时代使命与责任。上海财经大学在人才培养中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，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。我所在的经济学院是上海市首批课程思政领航学院，作为领航学院负责人，我组织实施了学院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思政全覆盖建设。

　　针对经济学课程的特点，我们探索形成以课程思政案例为基础的可量化评估、可复制的高质量课程思政建设模式。我负责的《博弈与社会》课程入选上海市课程思政示范课程。党的二十大召开后，我们组织教师开发建设融二十大精神于课堂教学的课程思政案例。通过案例教学方式开展课程思政教育，不仅让学生以“盐溶于水”的方式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，也推动了专业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。在课程思政建设与实施中，广大教师也接受了一次价值观的强化，实现了高校人才培养价值引领、师德师风建设与教学方法改革协同并进。

　　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总结了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，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开拓性的论断和判断，强调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、人才是第一资源、创新是第一推动力”。高校肩负着培养高质量创新人才的重任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近十几年来积极推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引领了全国经济学科最新一轮改革浪潮，极大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，我院的改革成果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。同时，针对当前数字经济人才稀缺的现状，我们积极规划建设数字经济系列教材，全校协调筹划成立数字经济系，以培养国家急需的数字经济人才，并创新培养模式，融实践于学生培养过程，在解决重大问题的实践锻炼中培养学生，以达到知晓中国、报效祖国的目的。

　　中国当前正面临重大挑战和历史机遇，必须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，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，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。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为了系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，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，学校以我院教师团队为核心，组建成立了“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”，会聚一批国内外优秀学者进行理论创新，探索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，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，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，推进知识创新、理论创新、方法创新，思考并回答好中国之问、世界之问、人民之问、时代之问。

　　（光明日报记者颜维琦、任鹏采访整理）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3年01月12日 05版）

强化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******

　　近日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发布。《意见》提出了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总体要求，并就强化审判职能，健全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提出具体措施，旨在回应中医药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的需求，积极推动构建中医药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。

　　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，对于防病治病、维护人民健康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。从以往司法实践来看，中医药知产案件总体数量偏少、司法解纷选择不足，案件类型集中、保护覆盖不全，审理周期较长、专业能力欠缺等问题较为突出。《意见》作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的专门文件，既全面覆盖了中医药知识产权各领域和环节，又立足实践需要突出了重点和难点，正是为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，解决以往司法层面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问题，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。

　　《意见》出台后有望产生一系列综合效应：一是审判职能得到强化。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有力的司法支撑，《意见》的出台有助于各级法院优化审判资源，让法官在审理中医药领域原始创新、智能制造关键技术、重大科研项目相关案件时，实现“能判、愿判、敢判”，强化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，通过纠纷化解机制切实维护中医药创新主体合法权益。

　　二是提高行业创新的积极性，发挥专利制度共享共建的功能。通过确立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司法导向，加强中医药的专利保护，使中医药企业除了通过“商业秘密”保护外，多了一道“专利保护”的选择，这无疑为部分创新型中医药企业打了一剂“强心针”。同时，随着更多的技术被纳入专利制度框架下进行保护，整个中医药产业交流共进的格局将得到进一步打开，这有利于中医药产业的整体技术革新与进步。

　　三是有利于建设更高水平的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。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，《意见》从司法层面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，既有利于企业之间建立尊重知识产权、有序竞争的秩序，又能够在全社会营造珍视、热爱和发展中医药的良好法治氛围，有利于形成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合力。

　　为更好地实现司法对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强有力保护，《意见》出台后，相关部门后续还需要做好相关配套和完善工作：首先，要明确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对象，平衡社会公众与中医药知识产权权利人之间的利益。中医药领域的典籍是公开的，这是属于公众的财富，而其中哪些技术具有独创性，是属于个人的，需要精准识别。可以说，区分“进入公共领域的中医药知识”和“值得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的中医药技术”是必须先行明确的要点。在准确识别二者的基础上，司法才能既避免错误保护公共领域知识，也避免错过保护值得保护的技术，厘清中医药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。

　　其次，要注重司法的科学性、技术性。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同时，也需要注意到目前中医药专利领域创造性不足的事实。对司法部门而言，必要时可以通过专家论证等形式征求专业意见，以确保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。

　　再次，应当完善配套制度。中医药与其他工艺有区别，对中医药而言，国家应结合中医药领域的特点及特殊保护需求，完善针对祖传秘方等对象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。如建立商标、中华老字号海外抢注预警制度、健全道地中药材地理标志保护制度、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制度，在现有的中医药品种保护制度下强调行政责任以外的民事救济途径，以及充分利用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等。

　　最后，解决当事人司法保护的积极性问题。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案件数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在于当事人选择司法保护的意愿不强。主管部门可以考虑探索通过政策鼓励的方式，鼓励企业主动开展二次开发与上市后再评价工作，进行专利布局，实现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标准逐步产业化，真正让行业主体重视知识产权，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引导中医药市场良性运行的价值。

　　（作者：邓 勇，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法商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）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